老牛一般慢腾腾的“印度速度”，曾经是独立后的印度为人诟病的标签之一。自独立后，印度仿照苏联实施计划经济，建立了政府具有广泛经济控制权的“许可证国度”。不过，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当亚洲四小龙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时，印度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5%。
分水岭出现在1980年前后。1980年印度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几经周折，在1991年前后，印度开始了经济改革，经济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以增长速度衡量，整个80年代增长速度达到5.8%，整个90年代超过6%，进入21世纪后更是超过8%。印度服务业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办公室”，不过与此同时，以贫困问题为代表的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也更为凸显。
此次金融危机中，印度经济没有受到过大冲击，被称为“幸免于危机”的国度。不过，“印度崛起”是否会成为现实，还取决于印度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国内社会问题之间的平衡。
“许可证国度”
独立后的印度，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时主要受甘地和尼赫鲁两位印度开国元勋的影响。甘地的思想是恢复印度传统自给自足的手工业；尼赫鲁的思想则是进行国家工业化，并参照当时成功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模式，采取私人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方式。
1950年，印度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随后，各个邦也先后成立了地方性的计划委员会。从1951年到1979年，印度共实行了5个“五年计划”。其中1956年出台的“二五计划”最具重要性和代表性。
1956年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宣称:“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正统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通过这种社会主义，我们把人民引向繁荣新天地。”“二五计划”明确了以苏联为参照系，通过投资重工业、基础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等，对印度工业进行迅速的现代化改造，对印度农业进行全面的合作化改造，国营经济控制经济“制高点”，防止私营经济形成垄断。
随同“二五计划”一同出台的是《工业政策决议》，这也被认为是印度的“经济宪法”，规定允许私营企业存在，但新建企业和公共事业必须国有；工业许可证的审核和颁发权力属于政府，作为控制经济的政策工具；对进口实施严厉的管制，以实现“进口替代”战略。随着“经济宪法”的实施，国有企业、许可证制度、进口替代成为印度独立后前期的三大特色。
上世纪60、70年代之交，印度银行业、保险业和煤炭业基本被国有化。而随着政府审批权的不断扩大，印度也被贴上了“许可证国度”的标签。政府严格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印度政府规定，凡自己能够生产的工业品均不准进口，在印度的外资私人企业必须与印度合营，外国资本一般不得超过40%的股份，外企在印投资必须同时转让技术。通过高估本币卢比的措施，保护国内“幼稚产业”。
在国家资本的带动下，印度的内向型工业化进程起步。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建成初具规模的较为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业设备的自给率已从独立初期的10%左右上升到90%左右。国内市场的消费品大部分是本国制造，并能输出纺织、制糖、钢铁、化纤等工厂和电站的成套设备。印度在原子能、电子、高分子、空间技术等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能制造飞机、导弹、人造卫星、原子能发电站。
弊端与危机
不过，这一时期印度经济的弊端也非常明显。由于过于强调工业，政府对农业的投资远远不足，而且面临关于不同地区对资金分配的争执。联邦一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改革计划也没有在基层得到落实。“三五计划”期间，印度的农业生产出现停滞，1965年更是因为严重天灾导致农业大幅减产，粮食出现短缺。
在工业中，印度一向把资金重点投入资金密集型的、生产周期长的重工业、基础工业和军事工业发展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三五”、“四五”期间（1961～1974年间），社会消费品工业年均增长率仅为2.6%，促使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产品形成了“短缺经济”。这不仅降低了社会福利，也形成了国内通货膨胀的重要根源；而且，抑制了工业增长的可持续性。
由于诸多保护政策，印度工业产品无论是从产品质量上还是从价格（汇率）上都缺乏国际竞争力。又因为重工业发展需要进口大量机械设备，加上1973年石油危机后能源进口额大幅度上涨，导致印度长期以来的逆差逐年扩大，这些逆差不得不由美苏的外援和外债抵消。
与此同时，印度的人口开始膨胀，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形成“贫民的平移”——在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印度大城市中形成贫民窟。贫富分化加剧，贫困人口在“五五计划”结束时仍占总人口的40%。
这一时期，印度社会开始了发展，不过发展速度缓慢。
“印度版改革开放”
1980年，甘地夫人组阁上台。她开始采取一些经济调整政策，包括重新审查一些许可证，放松了25个产业的许可证制度。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例如28个大型“央企”（联邦级产业集团）可以自主决定产品。放松对一些水泥、建材等产品的价格控制、进口限制等，以缓解国内的短缺问题。
此外，印度实行了其他的一些自由化政策，比如汇率自由化，印度卢比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实际贬值超过30%，促进了出口。私人资本的投资开始活跃。整个80年代，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6%，带动GDP年增长率达到5.9%。财政赤字与外债水平上升，刺激了有效需求——不过，这也为1991年印度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根。
1990年，印度外债总额约为700亿美元，偿债率接近40%。同年海湾战争爆发，石油价格暴涨；次年，苏联经济崩溃，对印度援助停止。与此同时，印度政府赤字陡然上升，带动国内通货膨胀率飙升，1991年8月升至17%。
1991年，拉奥政府寻求IMF贷款。在IMF的力压下，获得贷款的拉奥政府进行了如下改革：在贸易政策方面，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包括卢比大幅贬值、经常账户自由化等；在产业政策方面，废除大部分生产许可证，放开企业自主权；在外资政策方面，在34种工业部门中外资参股率可达到51%，部分领域甚至可以外资独资；分期分批地进行国营企业的私有化。这些政策由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相似之处，因此也被一些人称为“印度版改革开放”。
经过改革，印度传统的“计划经济+内向型经济”模式受到了严重冲击。印度在诸多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改革使经济增长突破了传统的老牛式“印度速度”。根据印度统计，1992～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6.8%。最近五年，印度经济增长更是连年突破8%，令人耳目一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及运用突破猛进，拥有英语优势的印度逐渐成为软件和网络服务外包基地。印度获得了“世界办公室”的称号。IT业的发展带动印度整个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有研究显示，2002年以来，服务业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68.6%。目前，服务业在印度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一半。
但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印度的经济社会弊病也前所未有地凸显，两极分化日益突出。一面是蒸蒸日上的服务业，一面是传统落后的农业；一面是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一面是广大贫瘠的农村，“二元经济结构”现象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
另外，部分由于制造业发展乏力，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海绵效应”不足，印度城市化进程相比之下十分缓慢：从1981年到2001年，印度城市人口的比例仅从23.7%上升到了27.8%，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仍然有70%的印度人生活在农村。
种姓不平等问题仍然存在，印度现在仍然有大量“贱民”和低种姓群体，按照特定统计口径总数大概有2.4亿，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收入水平有限，在城市的也很多从事重体力劳动或失业，“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虽然出现在好莱坞银幕，但现实中只有少数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