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部署手机实名制 报亭代售或将全军覆灭

财经8个月前发布 ooo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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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凌晨消息,备受关注的手机实名制正在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既定步骤向前推进,而最终全面执行,将从9月1日正式开始。

已经悄然全面部署 法理技术条件成熟

“包含四家工信部下属媒体代表和三大运营商代表在内的多家机构,已经参加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的相关精神传达会。”曾经与会的一位人士向搜狐IT表示,“8月17日在工信部举办的此次小型会议,重点便是部署关于实名制在9月1日施行以后,关于新闻舆论的引导方向问题。”有消息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对与会者传达了会议的严肃性。“所有的会议资料,最终都没有允许带出会场。”有消息人士向搜狐IT透露,并且此次会议的目标,最终并非决定执行方式,而是“有其他目标”,至于具体目标,他则拒绝公开。

“到目前为止,我们确实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工信部的相关文件。”三大运营商总部相关人士和部分省级运营商综合部主任向搜狐IT表示。但他们也表示,也已经听到了相关的消息。尽管如此,搜狐IT还是获悉,运营商自8月初以来,已经连续接到工信部通知,并参加了多次关于实名制执行流程和部署的会议。8月23日下午,搜狐IT致电工信部某相关单位负责人,该人士表示正在开会,并表示“现在还不能透露相关的信息。”

“从相关规定来说,执行实名制在法规上完全没有障碍。”有运营商内部专门负责实名制调研和规范起草的人员向搜狐IT表示,“《电信条例》有明确的相关规定,所有使用电信业务的人,都必须在业务提供商处登记自己的个人信息,现在执行实名制,更多的可以解读为对此前工作中未完成流程的补全。”他进一步解释称,此前三大运营商为发展手机用户而采用的通过各种渠道放号措施,为了便于业务的开展,而采取了放号给渠道,而渠道无需收集个人信息即放号的措施,“这部分人群,其实就是所谓‘预付费’用户的来源人群。”

同样,对于运营商而言,也早已做好了执行实名制的技术准备。据了解,中国移动已经在营业厅全面施行实名制超过两年时间,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早已具备了施行实名制的能力,只是因为参与市场竞争的考虑,在部分预付费业务用户的发展上,没有执行实名制。据搜狐IT编辑8月23日在三大运营商北京营业厅实地调查,目前中国移动营业厅早已施行实名制,但是营业厅客服人员仍然告知,“如果要买不登记姓名的SIM卡号,可以去报亭上看看。”调查发现,区别在于,实名登记的预付费卡号,在营业厅的条件是“40元购买已经充值30元的SIM卡”,而在报亭则是“50元购买充值充值动感地带的SIM卡,没有预先充值、神州行SIM卡充值了60元,却需110元购买”。其他两类运营商SIM卡,也存在类似情形。

后向产业考虑不全面 “报亭代售”或将全军覆灭

据了解,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现有预付费用户总量超过3亿人。正如前文所言,大量的运营商预付费形式SIM卡销售,是通过社会渠道在进行;按照运营商销售和渠道销售每张卡差价40至50元的区间计算,如果社会渠道年辅助销售SIM卡号总量为2000万个,则意味着8至10亿元的社会渠道利益,因为实名制的执行,而有可能蒸发。

此外,运营商此前所建立的品牌区隔,除了以预付费和后付费作为直接区别,但是否匿名,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例如中国移动的“全球通”,是必须实名制方可办理的,但对于“神州行”和“动感地带”,则不是如此;此外,中国联通“如意通”,也是可以匿名办理的预付费业务。如果全部执行实名制,将导致“全球通”、“世界风”等多年投入巨资打造的品牌价值,在短期之内出现大幅缩水的现象。

以上后向产业,将由于执行实名制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否在落实实名制过程之初,就能够有所考虑,将非常重要。

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随着实名制的落实,“报亭代售”等曾经为中国移动通信的发展“居功至伟”的社会零售渠道,将因此而有可能全军覆灭。“毕竟,将个人信息收集终端放到报亭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运营商内部专家对搜狐IT表示,“不放到报亭,实名制的落实就意味着报亭销售等社会渠道消失,放到报亭,又意味着个人隐私信息变得更加不可控,甚至出现渠道恶意滥用个人信息的可能,实名制的结果,只能是售卡业务所有权回归三大运营商。”

此外,更有人士担忧,对于手机实名制的执行,将有可能延伸至互联网,“尽管目前尚无该领域的规定,但是此前已经有一些人士进行呼吁。”有运营商内部人士称,“作为个人,我都不认为,互联网实名制会对我们的整体生活起到正向作用,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谁知道后续的结果会如何呢?”

但他也同时表示,“现在的阶段是,运营商等工信部的公开表态,然后就是运营商表态,然后就是落实——所有执行层的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口头通知已经到位,尽管离9月1日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在执行上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该人士表示,“实名制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之所以此次如此谨慎和周密部署,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涉及面太大了,事关几亿人;二是据说绿坝事件让相关部门感受到公众的压力,当时曾总结为‘部署不当’,而非外界所称的各种原因。”该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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